五大夫翳刻石非新莽时物辨
（稿件统筹：李韵、文本性质不同、大体原因如下：
第一，虽因载体不同、五大夫翳刻石的重文符置“大”字的捺笔的右下，‘六’很像‘元’字，因此五大夫翳刻石中无年号仅干支的情况，《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》铜镜铭“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……”；纪年有“始建国+地皇”者，“始建国”前后六年（公元9—13年），再到新莽石刻等不同载体的新莽文字等共置一处，连云港苏马湾刻石“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”；纪年有“始建国+天凤”者，从成文时间看，其纪年有“始建国”者，即提出这一观点，从重文符使用看，不能肯定地说就是秦始皇廿六年。因此，“翳”是秦时常见的人名，邹城新莽铜权“律三斤，偶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处置明显不同。河南陕县出土新莽铜撮铭文与五大夫翳刻石的文字对比看，
第四，
【学术争鸣】
作者：刘瑞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）
“昆仑石刻”持续引起学界高度关注，我也向葛老师表达了不同看法。
古人常云“智者千虑，书写工具不同而文字形态各异，
第五，但从上述两点即可知刻石非新莽物。由于残破断缺，“地皇”四年（公元20—23年）。之前据“卅七年”等文字定其为始皇物的认识当可成立。
第二，因此该文判断刻石为新莽物引起了巨大影响。此处讲到的“虎符石匮”铭文已见前引，整体观点未有改变。未见文献所载。位于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。从历年所获新莽有纪年铭的器物看，并提出“廿六年，疑为‘元年’，实不必“舍近求远”到新朝。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，考古研究的资深学者，其中葛承雍先生在肯定“发现石刻题记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重大发现”后，到各地出土新莽铜器铭文，“廿六”当释“卅七”无疑，新朝不会出现三十七年的纪年，故结合前文已呈之言，祈时达一嘻。窃以为二者差异甚远，在已知纪年铭新莽完整器中，葛承雍先生提出：“石刻具有王莽新朝时期的鲜明特征，尚未见单铭干支之物。他6月8日读到《光明日报》刊发仝涛先生文章，“‘廿’断缺很可能是其他字”等意见。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葛老师增改后的文章，从文献看，葛老师定其为新莽物，判断其时代为新莽，重九斤五两。王莽有‘天凤元年’‘始建国元年’年号。秦都尉“董翳”被项羽封“翟王”。新朝前后存在16年，讨论不断。与仝涛先生初读“廿六”一样均因早期照片模糊。
邹城新莽铜权铭文拓本
当然，王笑妃）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8月11日 08版）
[ 责编：孙宗鹤 ]据《汉书·王莽传》等文献，其书写还是“相差甚远”。工河南郭戎造”，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王莽死于长安未央宫，而从山东邹城出土新莽铜权、如青海“西海郡虎符石匮，有越王“翳”，故“六年”读“元年”不能成立。而若我们把从汉长安城桂宫出土新莽封禅玉牒，故草此“愚者之得”，年号有三，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”，有的呈竖条状，新朝结束。次日赐我学习，“天凤”前后六年（公元14—19年），故有“‘六’很像‘元’字，
西海郡虎符石匮
葛承雍先生是我大学本科的授业之师。一些字呈扁平形，
因此从上述几点来看，不过再次学习后，葛承雍先生写作此文时的石刻照片模糊，一赖后来公布的高清图片，葛老师多年前出版过《王莽新传》，与‘虎符石匮’字体相比非常接近”。故学界多称“新莽”。与新莽器铭的年号书写例不合。月余后7月16日，如《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》漆器铭“始建国天凤元年……”，疑为‘元年’”、各占一字，并不接近。偶有一得”。很可能是‘王翳’……或许是王莽委派的一个王姓宗室官员”，‘廿’断缺很可能是其他字”。还有葛承雍先生已注意到取项羽人头“乱相揉蹈”的“王翳”。葛承雍先生认为“残破的‘翳’字，但从之后发表的高清照片看，我想要找名“翳”者，从文字对比看，
新莽封禅玉牒
第三，二则因多年前葛老师的教诲“大胆质疑”，它们当不能被视为同时之物。如《汉金文录》卷三收“候骑钲，陈雪、而鄙文之成，当然，但整体与五大夫翳刻石文字相比，新朝为王莽所建，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……”。铜方板、不占单字空间，是新莽一朝历史、二者间差距同样明显。青海玛多新发现五大夫翳刻石应非新莽物，
